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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斯福签过字的东西，特朗普真能不当回事？
美国人自己都忍不住出来提醒，这件事到底有多碰不得？
中美之间这些年磕磕碰碰不断，有些账，是不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埋下了伏笔？
此前，美国国防优先智库亚洲项目主任戈德斯坦又公开喊话特朗普阵营，别在台海问题上越线。
他的理由很硬：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都摆在那儿，罗斯福当年亲手签过字。
这话一出，美国舆论场里不少人坐不住了。
要说美国在中国家门口干过哪些越线的事，得把日历翻回到二十多年前。
讲述灾难事件的视频节目并不少见，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却较少被系统梳理。
对于大多数中文读者而言，这一事件早已耳熟能详，因此本文不再纠结于具体情节，而是将重点放在事件的前因后果，以及它延续至今的深远影响上。
回顾2001年，这是充满希望的一年。
那年夏天，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；
秋天，中国男足在主场以1比0击败阿曼队，获得次年世界杯参赛资格；
年底，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，由此开启了此后近二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期。
可以说，2001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最充满希望的年份之一。
然而在一片向好的形势中，却出现了一段不和谐的插曲。
2001年4月1日清晨，隶属美国海军第一舰队航空侦察中队的一架EP-3电子侦察机，从日本冲绳嘉手纳空军基地起飞。
这架侦察机的目的地，是中国海南岛东南约70海里的空域，执行所谓的例行侦察任务。
海南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，是中国核潜艇的重要基地之一，岛上部署有多种先进装备，还建有大型电子情报设施，因此自冷战时期起便是美苏两国重点关注的对象。
美军VQ-1中队的这架EP-3自当年1月起便开始执行这一侦察任务，对航线早已十分熟悉。
根据双方事后披露的资料，碰撞发生前美机并未进入中国领海上空，双方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问题上。
中方认为，依据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，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应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安全，抵近侦察显然有违这一原则；
美方则声称公约并不否定航行自由，且美国本身并未加入该公约。
这一分歧，构成了此次事件的深层背景。
对于美机的到来，中方按照惯例派出两架歼-8II战斗机进行跟踪监视，编号分别为81194和81192，后者的驾驶员便是王伟。
王伟1968年出生于浙江，1986年考入空军飞行学校，后加入海军航空兵，成为一名海航飞行员。
上世纪80年代，中美关系快速回暖，引进西方技术改造国产战机成为可能。
1986年，两国签署合作协议，计划对50架歼-8II战机进行技术升级，这便是后来广为人知的“和平典范计划”，美国格鲁曼公司被选为项目主承包商。
然而1989年之后，美国及其盟国宣布对华实施军事制裁，中断了与中国的所有军事合作项目，“和平典范计划”也随之戛然而止。
1992年，两架处于改进中的歼-8II被送回中国，而中方已预付的约2亿美元研发费用却未能退还。
而与本次事件关系最为密切的，是歼-8II的弹射救生系统。
当时中国主要有两款自研弹射座椅，其中HTY-5大量参考西方技术，采用马丁·贝克式椅背火箭，最大救生速度达到每小时1100公里，并配备了较为先进的三因素电子程序控制器。
由于指标要求较高，HTY-5直到21世纪才随歼-10一同服役。
在此之前，中国空军普遍使用简化版的HTY-6。
为了控制成本与重量，HTY-6在结构和性能上都有所削减，原有的稳定减速伞被取消，三因素电子控制器也被简化为两因素机械控制器。
开伞的最大速度和高度也相应降低，降落伞同样没有配备卫星定位系统，难以应对海上逃生的复杂情况。
2001年4月1日8时36分，王伟正是驾驶着这样一架战机升空执行任务。
8时55分，中美飞机在空中相遇，此后双方的叙述便出现了明显分歧。
中方表示，9时07分，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，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，其左翼撞上了王伟驾驶的81192号战机，导致这架歼-8II坠毁。
王伟跳伞后下落不明。
中方据此认为，美方应对事件负全部责任。
美方则声称，9时15分左右，EP-3在完成约六小时的侦察任务后返航，在距海南岛约110公里的空域遭遇两架歼-8II。
当时EP-3飞行高度约6700米，速度较低。
美方称81192号战机多次贴近EP-3，两机最近距离仅约3米，飞行员还向美机做出手势示意其离开。
美方进一步声称，在歼-8II第三次从左后方接近时，飞行员抬升机头以降低接近速度，随后战机失去控制，撞上EP-3的一号发动机螺旋桨，中方飞机断为两截，美机机鼻整流罩脱落，一台发动机受损。
简而言之，中方认定美机撞击，美方则坚称属于意外。
事故发生后，王伟跳伞落海失踪。
中国动员了大量军民力量，在海上连续搜索14天，但始终未能找到他的遗体和飞机的关键残骸。
美方称当时歼-8II座舱受损严重，飞行员很可能已身受重伤。
受损的EP-3被美军机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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